在这方面，国内外有很多机构都在研究示范，并已经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英国政府计划加大发展海上风力发电，从2030年起禁止出售新的汽油和柴油车。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更加迫切 大气中含有二氧化碳、甲烷、水蒸气等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形成温室效应，就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一样，是地球拥有适宜生命繁衍的条件之一。
进入专题： 碳中和 。总部位于荷兰的绿色和平组织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表示，中国政府作出的减排承诺向世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气候问题已亟待解决，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全球合作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核心，这对当前全球合作应对重大挑战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增速领先，2019年中国电动车保有量超过欧美总和。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主席刘振亚指出。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他建议，应建立诸如世界碳银行等多边机构，进一步协调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巴西电力产业预计到2035年投资超200亿美元用于太阳能光伏、风电、生物质能及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第四个基础是双强度控制提供了制度框架。
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将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压实到企业 《瞭望》：你认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最重要的抓手是什么？ 王金南：2030年前碳达峰，要抓住能源革命和减污降碳关键环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未来，在发电行业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将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行业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放任不加控制的峰值与加以控制的峰值差异很大，因此我们还要避免高位达峰，给未来的碳中和打下基础
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现在一些地方认为2030年前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的窗口期，甚至还在高碳的轨道上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攀登碳排放新高峰，达到新高峰后再考虑下降，这就没有认识到碳中和对各地发展的倒逼要求。
设计实施相关的经济政策，带动低碳技术、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在助力我国碳排放达峰的同时提升我国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2020年底生态环境部印发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配套印发了《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自今年1月1日起，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2225家发电企业将分到碳排放配额。我国经济现代化、城镇化等进程远未结束，无法沿袭发达国家自然达峰和减排的模式，而是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第二个基础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相对优势。加快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科学监测和准确评估各个地区和行业的碳排放结果，强化考核评估倒逼达峰任务落实。《瞭望》：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主要是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以低碳甚至零碳为重要目标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瞭望》：我国已有一系列与促进碳达峰有一定关联性的法律，地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法规规章建设方面也有探索，是否有必要制定国家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应重点关注哪几方面问题？ 王金南：近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立法和修法突飞猛进。近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专访，详解如何做好十四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
如果在十四五期间投产一些燃煤电厂、钢铁企业，这些企业设备的服役年限都在30年以上，这意味着一直到本世纪中叶，这些设备都将持续排放二氧化碳，造成高碳排放锁定效应，对我国达到碳中和愿景造成阻碍。这就要求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推动一些地区和重点行业率先达峰，同时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做出努力，减缓碳排放增长态势。
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转情况如何？怎样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王金南：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进展较快。《瞭望》：在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方面，有什么建议？ 王金南：首先，基于碳达峰、碳中和重点领域投资需求，完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推动并强化金融机构披露碳排放信息的强制性、规范性、真实性。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立法，不仅可以使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决心和原则更加明晰，也可以填补现有法律空白，以法律的强制力保障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我领衔联合89位代表提交了关于制定碳中和促进法的议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鼓励设立政府引导型碳中和基金，带动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本投资低碳领域。
其中钢铁、水泥、有色等重点行业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峰。《瞭望》：面向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你认为今后要做好哪些工作？ 王金南：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核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低碳甚至零碳为重要目标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高质量发展协调统一，需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建立清洁低碳能源体系。
优化低碳项目实施的激励政策，加大央行再贷款机制对低碳项目的支持力度。这是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将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压实到企业。
鼓励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开展低碳投资，提升机构投资者碳排放分析能力。或者为了满足碳中和的要求，这些新建设备在达到服役年限前就要提前关停淘汰，造成巨大投资浪费。
在2030年前，要继续加大非化石能源发电的装机规模，同时提高电网系统的灵活性，消纳更多的可再生电力。第二，构建基于碳中和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尽快研究发布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时间，建议分别为十四五和十五五达峰。按照欧盟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其碳达峰至碳中和历经60年，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因此我国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幅度更大的减排要求。
对标欧盟在上世纪9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达到45亿吨的峰值，预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达到106亿吨左右，是欧盟的2.4倍。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各地和部门应结合国家行动方案的要求，明确自身目标，设计重点任务并推动实施。通过促进碳中和立法，可以赋予碳排放峰值目标、总量和强度控制制度以法律地位，明确实现碳中和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技术方向，引导建立全社会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保障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序推进，也为政府管理部门分解落实碳减排目标、开展目标责任考核提供法律依据。
王金南，中国工程院院士 来源：《瞭望》 进入专题： 碳中和 。要避免高位达峰，给未来的碳中和打下基础 《瞭望》：十四五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的关键期，这期间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金南：十四五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的关键期，也是迈向碳中和的重要窗口期，我们既面临客观的外在挑战，也面临主观认识方面的挑战。
同时，通过科技攻关，解决基于碳中和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中的卡脖子技术。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抓紧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其次，各级财政部门可采取贴息、奖补、担保等方式，降低低碳项目融资成本。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要在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约束性指标下，在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清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
三是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作用。第三，加大资源回收循环利用力度。
第四，落实各方碳达峰行动责任。相关金融机构可根据不同类型低碳项目融资需求，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
最后，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境内开展低碳投资。第三个基础是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格局正在形成，这是我们深入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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